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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嗡嗡惹人烦,蚊子在人类世界还扮演了什么角色?

地球上最凶残的野兽是竟然是轻如鸿毛的蚊子。在它们传播的疾病中,单单疟疾就在2017年造成了43.5万人死亡,除此之外还有丝虫病、黄热病、登革热、寨卡和西尼罗热等等,引得许多人为它“着书立传”。那么,这本直呼其名的巨着《蚊子》又能带来多少新见解呢?答案是:很多。
美国史密森尼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的一只小胸按蚊(Anopheles punctipennis)的多次曝光照片。
来源:Sarah L。 Voisin/Washington Post/Getty
来源:Sarah L。 Voisin/Washington Post/Getty
军事史学家Timothy Winegard的这本新作将带领读者踏上一段动人心魄的旅程,一路见证蚊子如何从远古时代起就在冲突中扮演着不容小觑的重要角色。作者用事实证明,无论是庞大的帝国还是当代的战场,如果能让进攻者囿于蚊子滋生的沼泽地,就能获取制胜的关键——在这些地方,疟疾、黄热病、登革热为主的热病会极大地削弱敌方的战斗力。透过这个角度,作者巨细无遗地阐述了强权是如何兴起与衰落的。
我们从书中了解到,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雅典和斯巴达联军在普拉提亚战役之前将波斯军队逼入了一片沼泽地,导致波斯军队溃不成军。疟疾(由按蚊传播)和痢疾集体暴发,一举击倒了40%的波斯部队。Winegard写道,所以说,是“按蚊将军”把希腊人从波斯统治下解放了出来,让希腊哲学、科学和艺术得以繁荣发展——而这个“黄金时代”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整个西方文明的雏形。
Winegard还将蚊子与罗马的衰落联系在了一起。在公元五世纪之前的几百年里,罗马周围的彭甸沼泽疟疾肆虐,帮助其抵御了迦太基人、日耳曼部落和匈人的进攻,但也使罗马民众的体质日益虚弱。在接下来的三百年中,疟疾还帮助巩固了神圣罗马帝国。基督教教会医院收治了大量的感染者,将治疗过程变成了传教手段,感化了异教徒,最终为查理大帝征服欧洲铺平了道路。这种影响力一直延续到越南战争,当时,蚊媒疾病让占领北越丛林地区的美军难以立足。
来源:Smith Collection/Gado/Getty
来源:Smith Collection/Gado/Getty
这张美国1920年的海报旨在敦促民众加强自我保护,谨防疟疾感染。
尽管Winegard的一些创作手法有时稍显宽泛而不够严谨,但这不并影响全书的趣味性。他列举了一些科学研究,比如为什么有的人特别招蚊子。(目前这方面还没有明确的科学解释,但有证据表明,20%的人承受了80%的蚊子叮咬。参见T。 A。 Perkins et al。 PLoS Comput。 Biol.9, e1003327; 2013。)根本上说,Winegard最有力的论述是关于疟疾改变世界的能力——不仅仅是帝国的兴衰,还包括遗传学、社会和政治之间的交汇。
例如,他在书中探讨了大西洋奴隶贸易以及疟疾病原体“间日疟原虫”遗传抗性之间的关系。血红细胞上的达菲抗原是间日疟原虫的受体,也是感染的媒介,任何缺少这一抗原的人都对疟疾有天然的抵抗力。95%的西非血统人口都拥有这种抵抗力,而大部分被掳走到美洲做奴隶的人多来自这一区域。极为讽刺的是,当农场主发现这些人对疟疾的抵抗力后,强制他们付出更多劳动,这也成为了奴隶贸易的一个引火线。
Winegard对自己的研究主题充满热情。有些时候,他甚至为了强调一些让读者记忆深刻的观点,牺牲了事实背后的差异和准确性。其中一个例子是二战时期的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历史。当时,纳粹德国和美国都在开展寻找抗疟疾药物的人体试验。
Winegard提到了笔者的着作(《疟疾计划》(The Malaria Project, 2014)),并引用了其中关于德国疟疾学家Claus Schilling故意让达豪集中营中约1000个囚犯感染疟疾的经过。Winegard称有400人因此丧生。根据笔者的研究,38人死在了Schilling的医疗室里,都是因为两种毒性很强的药物。斑疹伤寒和痢疾可能也在其他囚犯被放回营区后害其丧命。
与此相对,Winegard淡化处理了当时的美国也有一百多名医生在开展着规模更大的同类试验,试验对象来自六家州立医院和三间监狱的一万名现役士兵和囚犯——其中包括芝加哥郊外臭名昭着的斯泰特维尔惩教中心。据估计,试验的死亡率在10%到30%之间。Winegard没有提到美国医学史上这一骇人听闻的篇章,等于错过了一个印证他理论框架的绝佳机会:一种昆虫竟然迫使这么多医生采取了不择手段的非人道做法。
Winegard另一个意义不大的断言是说新技术将很快铲除世界上的蚊子。没错,一些进展看起来确实很有希望。比如上个月发表在《自然》上的一项研究就利用射线和细菌感染几近根除了中国两个岛上的白纹伊蚊(Aedes albopictus)(X。 Zheng et al。 Nature 572, 56–61; 2019)。不过,蚊子专家Peter Armbruster对这项研究的扩展性和可持续性提出了质疑(P。 A。 Armbruster Nature 572, 39–40; 2019)。更复杂的技术还包括CRISPR和基因驱动,利用实验室培育的蚊子将改造后的基因传播到野生种群里——不过,这些工作都还停留在理论层面。
最后,Winegard看待蚊子的角度也值得注意。他单纯地从人类角度去审视蚊子,将它描绘成人类的敌人,在自然界中别无它用。他大胆地论断,约3000种蚊子的存在除了作为我们的“终极天敌”之外没有任何意义,这种说法缺乏坚实的科学基础。
不过,他在《蚊子》中的主要观点还是很有价值的,也是建立在可靠的学术和科研成果之上的。打从智人摒弃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开始,人类在与自然的抗衡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随着我们砍伐森林、耕种田地、改变环境,我们也创造了蚊子滋生的温床。更确切地说,Winegard认为当我们用武力分割地球,在沼泽地中投放大型军队时,我们也为蚊子传播疾病提供了理想条件。他讲得很对,在人类改造地球的过程中,我们也帮助蚊子实现了物种多样性,帮助它们适应环境并繁盛兴旺。
蚊子吸取我们的血液为食,却还给我们它们携带的各种微生物。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反击。在这个意义上,这确实是一场我们与蚊子之间的战争,从耗资几十亿美元的抗击蚊媒疾病的全球卫生运动(经费主要来自履行国际协议的富裕国家以及盖茨基金会一类的捐赠机构),到很多人在自家后院喷洒的杀虫剂都是我们的反击方式。蚊子决定着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还不具备控制它们的能力。Winegard在这个问题上的郑重呼唤,将对蚊子的研究和打击行动的严肃性提高到了应有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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